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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元玲
拜登政府并未扭转中美两国在外交、经贸等领域交恶的局面，但气候合作符合双方各自的利益。气候外交要突破困境，需要来自双边的创新和超越性的勇气。
▲2021年4月，习近平主席应美方邀请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图片来源: Yan Yan / Alamy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积极应对气候危机，让中美气候外交再次处于新的十字路口。
2014年，中美两国签署的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曾指出：中美两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一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上具有重要作用，该挑战的严重性需要中美双方为了共同利益建设性地一起努力。七年之后的今天，该观点依旧成立，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气候危机的日趋凸显，中美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紧迫性更加突出。
机遇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中美两国双边关系恶化，双边气候合作的氛围也因此几乎荡然无存。虽然现在回到2014年左右的“蜜月期”看起来还遥遥无期，但随着拜登就任美国总统，积极应对气候危机，中美在气候议题上拥有了共同的“气候观”，为中美气候合作奠定理念基础。
拜登执政让气候问题成为美国内政外交的优先事项，并期待在国内重新发力从而重塑美国在全球气候议题上的影响力和领导力，还提出美国要保护全球气候安全，实现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与此同时，中国提出建设美丽中国，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建立人类社会命运共同体，重视对全人类产生威胁的气候危机就成为应有之意。气候危机是两国共同面对的危机，任何一方所无法独立解决，如此共识是中美气候领域实现合作的前提和基础。
2021年4月签署的《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的发表为两国气候合作的顺利开展带来新机遇。这个声明传递出积极正向的合作信号，为两国未来在气候领域的合作奠定基调。《声明》第五条提及双方在未来十年采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重点领域，不仅强调了高排放领域的脱碳与新能源的使用，还列举了农业、建筑、交通、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国际航空及海运减排等重点领域，尤其是排放增长较快的领域。
▲4月22日，习近平主席作为第一位外国领导人在美国总统拜登主持的气候峰会上发言。
尽管中美关系整体进入艰难期，但中美对推动双边气候合作的希望尚在、信心尚存，对中美气候合作而言，这也是难得的信心窗口和机会窗口，值得双方的珍惜与把握。
在拜登上台的100天内，中美有关气候问题的讨论已经开展过三次，即便是充满火药味的阿拉斯加高官会谈，中美还是强调了联合应对气候危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2021年4月中旬，应中方邀请，美国总统气候特使访华并签署《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几天后，应美方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他说“中方欢迎美方重返多边气候治理进程，中美刚刚共同发布了《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中方期待同包括美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共同为推进全球环境治理而努力。”中美在相同“气候观”的指导下频繁互动，展示了重启气候合作的意愿与决心，即便在双边关系处于困境的艰难时刻，气候合作仍旧发挥了强劲的生命力。
有了这样良好的开端，中美未来通过定期的双边对话与合作，分享最佳实践和经验、分享低碳技术的创新、示范和应用，就格外重要。
技术创新对于降低当前减排技术成本至关重要，中美在这个领域具备互补优势。尽管中美之间涉及气候变化的科技合作也已被高度政治化，然而通过沟通协商对涉及双边气候问题的科技合作进行差异化讨论和分析，争取更多的符合双边各自国家利益的科技合作，是未来尤其值得探讨的话题。为此，双方可以重考虑启中美气候智慧型、低碳城市峰会框架下的沟通合作和分享网络，支持双边专业人士与商业人士的沟通互访，从而能推动双方在新能源产业链、提高能效、绿色建筑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挑战
中美两国气候合作所面临的挑战依然相当巨大，首当其冲便是中美至今不见好转的双边关系僵局。
尽管拜登政府在气候问题上态度积极，但面对中美关系的困局，拜登政府并未展现出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政策的显著差异，尤其是最近拜登的欧洲之行中对中国议题的讨论，更是让中方感到寒意。拜登曾指出，“即使中美两国正在寻求在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防止新冠肺炎疫情扩散方面的共同利益,美国也需要对中国强硬起来。”拜登政府推动的“清洁能源革命和环境正义”计划提出在全球实施一系列绿色行动核查，让那些无法兑现和破坏《巴黎协定》的国家付出代价，其中有很明显的针对中国的意味，将对中国当下的煤炭使用造成压力，尤其是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质疑、批评、甚至是反制行动上的准备，几乎从未停止过。
从中短期看，中美气候合作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BDR）”的不同解读和美国气候政策的不稳定性。一方面，在全球气候谈判中，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分别就各自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所具备的能力、由此承担的责任持有不同的看法，这种分歧在拜登执政期间继续呈现。目前，这一分歧的主要表现在于美国对中国的气候目标拥有过高的期待，认为中国目前的气候目标尤其是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不够具有雄心。另一方面，美国气候政策的反复摇摆对中美气候外交发展带来直接的冲击与挑战。美国内部缺乏推动稳定长期的有效气候政策的政治基础，两党激烈的气候政策变动引发中国的担忧和疑虑。应对该挑战，最好的做法应该是我们坚定走低碳发展道路，积极部署行动的同时，利用拜登执政的机会窗口，重启之前的诸多双边气候合作平台，通过专业人员的沟通磋商来增信释疑。
若从中长期看，气候变化给予人类的应对时间窗口越来越小。联合国颁布的《2020年排放差距报告》指出“至今国际社会在很大程度上错过了使用财政救助和复苏措施来刺激经济，同时加速低碳转型的机会。达到温控目标，需要对能源和工业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深刻而持久的改变，相关各方，包括中美，还需要树立更大的雄心和加强行动。
▲2015年，解振华和约翰·克里在巴黎气候大会期间进行了友好地交流。图片来源：Alamy
两国在气候人才梯队建设方面也面临各自的挑战。目前在实践层面推动落实中美气候合作的是解振华、约翰·克里这样的“老将”。二人都已年逾古稀，他们都对气候问题抱有热情、激情甚至某种程度的使命感，是怀着对国家、对人类的高度负责态度和情怀在进行沟通磋商。中美之所以能协同共创，取得丰硕的气候合作成果，并为《巴黎协定》的成功签署和生效发挥重大推动作用，固然有很多因素在发挥作用，但个体因素所发挥的作用显著。例如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外交，两国相关专家和政府官员的辛勤工作，尤其是经过为期两年的非公开的气候变化问题的二轨对话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外交，使得双方不断达成气候问题的联合声明并为2015年《巴黎协定》的签署发挥巨大推动作用。正是因为参与谈判的双方在一系列沟通中都保持觉察到彼此的需要并理解和接纳，暂时超越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对立，非暴力沟通的精神内核得以在此施展，使得中美气候外交谈判取得成果，从而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活力。在中美关系遭遇困境的当下，未来是否还会有这样的接班人，继续这项未竞的事业？
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两个重大课题——中美关系与气候变化——不仅格外突出，而且息息相关。中美关系的整体状态与走势，直接影响世界局势的和平与稳定。在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的危机面前，世界各国已然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无人独善其身。中美气候合作意义深远，价值重大，早已超越双边关系具有全球性的影响。
中美两国在气候领域的合作，应该是创新和超越性的。当前中美关系恶化，如果任由政治层面的猜忌绑架气候合作的潜能，任由经贸领域的对抗污染气候外交的前景，我们必将看到一个斗则两伤的悲惨现实。突破困境，需要来自双边的创新和超越性的勇气。
本文首发于中外对话网站。
■刘元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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