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另一个少为人知的陈升。或许他应该出一张B-side歌辑，或者出一张《Another side of bobby Chen》，从中你看到的将不再是夏日的海滩，而是茫茫黑夜的高速公路—何止是把悲伤留给自己，那是把悲愤留给自己。
村上春树当然是小资教父，但当看到他在说“虽然我出生在战后，但还是觉得对战争、对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情负有责任”，村上迷不免还会感到吃惊：原来村上也这么有社会责任感？
陈升当然也被当做小资教父，但当他将他的20年回顾演唱会定名为《我们怎么了》，并在抨击陈水扁、布什的同时指出我们每个人都对这个超烂的时代负有责任，小资们才明白升哥不只是来带领他们一起风花雪月伤春悲秋的。
在一年一度的“台北跨年演唱会暨二十年回顾演唱会”之前，陈升借《城市画报》9周年庆典之机在广州先开了一场小型演唱会。这仅仅是20年来他在内地第二次开个人音乐会，上一次是在上海。陈升此次携“恨情歌”乐队首先还是满足了歌迷的情歌瘾和怀旧癖，唱的绝大多数是耳熟能详的老歌—尤其是脍炙人口的“升式情歌”，除了《恨情歌》这首没唱，该唱的似乎都唱了。
但我是觉得缺了点什么。陈升只是再一次展示了自己为人熟知的那一面—对男女情感体贴入微，对世间万物把酒当歌—然而还有另一个少为人知的陈升。或许他应该出一张B-side歌辑，或者出一张《Another side of bobby Chen》，从中你看到的将不再是夏日的海滩恨情歌 陈升，而是茫茫黑夜的高速公路—何止是把悲伤留给自己，那是把悲愤留给自己。那个愤怒的、挣扎的、反抗的陈升，不知不觉被人们淡忘了，被人们用“升式情歌”消解掉了。
“恨情歌”指的固然是关于“恨情”的歌，但也不妨理解为“恨”情歌，泛滥的情歌始终是流行音乐最大的招牌，但是一个“恨”字，多少显露出陈升儿女情长之外的反骨，一旦触及到恨，无论是思想、情感还是美学，自会别有深意。你想象不到陈升还有这样的歌：“像个八流的国民，脸上带着一流的忧郁”（《17号省道》）、“死神放弃的中国街，弥漫着晚唐一样的颓废”（《瘟疫》），在愤怒的《伦敦废人区》中，他宣布，“下辈子没准是个庞克，但是打死也不说英语”。然而陈升的英语唱得很地道，在《晚安母亲》中，他以英语唱出撕心裂肺的悲情布鲁斯，配以沉静的念白，我个人最喜欢的陈升作品正是这首《晚安母亲》，而陈升最出色的唱片，我认为也是没有这首歌的《思念人的屋》。《晚安母亲》的光彩容易被《思念人的屋》这样的升式情歌掩盖，而如果陈升不说，我也不知道这首歌是为9·21台湾大地震而作。将陈升的《晚安母亲》和罗大佑的《亚细亚的孤儿》放在一起听，会发现一流的歌手纵有千般差异，却总是拥有同样的一流的情怀。
然而这样的杰作却难以在现场演绎。陈升有些较为愤怒、阴郁、爆炸的歌在音乐上并不算成功，骨子里他是一个民谣而不是摇滚的人，喜欢木吉他胜过电吉他，对旋律和对弦的偏爱远胜于对复杂节奏的驾驭。有的成功作品比如布鲁斯的《晚安母亲》、摇滚的《伦敦废人区》对乐队来说在现场要玩好又颇有难度，因此人们往往在陈升的现场难以窥其全豹。但有心聆听，仍不难发现他灵魂的质地—绝不是光滑的、柔腻的，而是像沙子一样、砾石一样，那是属于大地的质地。
既然村上春树是小资教父，陈升也是小资教父，那么陈升对村上想必也是惺惺相惜吧？恰恰相反，小资的一厢情愿是多么不可靠。实际上陈升对村上颇为不屑，到了无法卒读的地步，这位刚满50岁，出过20余张唱片和8本书的歌手更愿意被视为一个“写作的人”，他的至爱是三岛由纪夫和川端康成—文与人完美的统一，死法与活法完美的统一。
陈升写过一首《布考斯基协奏曲》，这曾令喜欢布考斯基诗歌的我眼前一亮，不过这首歌只是把布考斯基变成又一首升式浪子情歌，并且陈升跟我说他其实超烦布考斯基，他和那个满页尽是Fuck的酒鬼可能只能斗一斗酒而已，骨子里陈升还是唯美多于颓废。
陈升并不是一个只把自己当做一口井死命挖的人，他更喜欢到处挖井，他也绝不仅仅喜欢抒写自我，而善于写别人—“这些人，那些人”（他一张专辑的名字），假如把小资定义为享乐主义和自恋，那么陈升当不了这样的小资教父。小资们同样不太了解的是，陈升居然如此热爱切·格瓦拉。不是热爱格瓦拉浪漫的雪茄（如同村上挪威的森林），也不是热爱格瓦拉的暴力革命，而是热爱格瓦拉的正义感。他写过一篇《每个人都需要切·格瓦拉》，还有一次，当陈升在厄瓜多尔的港口城市瓜雅基尔发现地图上竟然没有标示贫民区，活生生的人被当成幽灵，他发出了战栗的呼号，在《风筝》的唱片内页中陈升曾写过一段话：“在几天前接到官校一同学寄给我的信，提及他对音乐的热爱恨情歌 陈升，一如我对飞翔的热爱，一如我从来都不曾提及的对人的热爱。”
不管你是小资还是愤青，不管你喜欢的是村上春树还是切·格瓦拉，最终人的至高境界总是相似的，那就是—“对人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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